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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缺席時法官面臨的困境與對策分析

2017-03-20

被告缺席時法官面臨的困境與對策分析

 | 來源:中國法院 | 作者:海拉爾法宣

  我國《民事訴訟法》確立了缺席判決制度,被告在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時,法院可以依法作出缺席判決。我國現行的缺席判決制度,對于提高訴訟效率,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在司法實踐中發揮了較大作用。在審判實踐中,法官經常遇到被告缺席的情況,由此對被告缺席時法官所面臨的困境及法官應采取的對策等作出初步探討。

  一被告缺席時法官面臨的困境。

  在被告缺席時,會導致訴訟無法正常進行,一方面,現代訴訟理念主張辯論原則,原被告在法庭的主持下,就案件的事實及法律充分表明觀點進行辯論,法官根據辯論,充分聽取原被告雙方意見,再居中裁判。但是被告缺席時,不可能進行辯論,因而造成法官缺少了一種了解案件真實情況的手段。另一方面,質證程序無法進行,沒有了質證,雙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材料的真實性完整性證明力就難以判斷,給證據的審核認定及案件事實的查明帶來困難,在被告既無答辯狀,又沒有提供證據參加證據交換,且拒不出庭的情況下,法官缺少查明案件事實的手段。法官如果僅憑一方的主張和舉證匆匆下判,很容易被指責為偏聽偏信;如果為弄清事實真相而擴大職權調查范圍,則會產生偏袒一方的嫌疑;如果消極居中,在要件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下依舉證責任作出缺席裁判,又將減損民事訴訟的實體公正價值。同時法官又不能拒絕裁判。此時法官承受著程序與實體公正與效率的雙重矛盾。在實務當中,因不同的法官對被告缺席舉證責任及證明標準的理解不同,類似的情形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決,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決。我們當然要尊重法官依據自身對法律的理解及自由心證獨立判案,但是,如果類似的情形在不同的法院出現相反的判決,甚至于在同一法院類似的情形也出現相反的判決,是違背正義原則的。法的正義一個重要的含義便是“類似案件類似處理”。如果類似情形不同判決經常出現,給司法實踐造成混亂,也必然會影響法院的權威判決的公信力。因此,針對司法實際,有必要對被告缺席的法律意義及雙方舉證責任證明標準進行分析,統一認識,以提高判決的統一性公正性與權威性。

  二對缺席行為的法律性質分析

  對被告缺席行為的性質認識的問題,我國的理論上存在一些誤區,實踐也存在一些錯誤做法,主要有以下幾種:1把當事人出席庭審參加法庭調查與辯論看成當事人的一種義務,認為當事人有義務協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實。如果當事人不聽從法院的指揮參與庭審,被視為是對法庭的不尊重甚至是藐視法庭,因而在適用缺席判決,通過缺席判決對缺席當事人實施制裁。2把被告缺席理解為對原告主張的事實及訴訟請求的自認。此種觀點認為,被告在收到原告的起訴書副本后,明知原告主張對自己不利的事實及訴訟請求,而不去積極地應訴及防御,擬制為對對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的自認,因此,在判決時直接依據原告的訴訟請求判決。

  要正確認識當事人缺席行為的性質,首先要正確認識當事人應訴行為的性質。在民事訴訟中,對被告的應訴行為究竟是對訴訟權利的行使,還是對訴訟義務的履行,在理論上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正是因為理論上的混沌導致現行立法的含糊與實踐的困窘。筆者認為,被告的應訴行為具有行使訴訟權利及履行訴訟義務的雙重性質,但從現代民事訴訟法的理念及我國民事訴訟改革的方向來看,主要是訴訟權利的行使。

  被告的訴訟行為就是應訴行為,即被告為通過委托訴訟代理人收集準備證據,按期提交答辯狀參加庭審的行為,其目的是為了對抗原告的訴訟主張,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在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強調法院的作用,把當事人看成訴訟的客體,當事人必須配合法院查明案件事實,以便法院及時作出符合客觀真實的判決。當事人應訴參加庭審成為當事人配合法院的一項義務,如被告不應訴,則法院可強制其參加訴訟,也可通過缺席判決對其進行制裁。現代民事訴訟理念強調當事人主義辯論主義,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認為民事訴訟是民事主體,請求國審判權解決其私權糾紛,當事人對民事訴訟的發生進行消滅有著決定性作用,正如民事主體對民事實體權利有處分權一樣,民事主體對民事訴訟權利也有處分權,只要其不損國社會他人的合法權益,法院就應尊重其對民事訴訟權利的處分。被告不舉證答辯及出庭參與訴訟,是被告對訴訟權利中的舉證權答辯權及辯論權的一種處分,被告處分上述權利時也放棄了行使上述權利可能為其帶來的利益。被告放棄上述權利,已經放棄的行使上述權利可能帶來的利益,這是對權利處理的正常結果,法院沒有必要對被告的這種處理訴訟權利的行為處以法律規定之外的制裁,直接判決被告敗訴。另外,放棄辯論權與自認原告的事實主張及訴訟請求二者之間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決不能把二者等同起來。

  三法官在被告缺席時可采用的對策

  對于法律的實施者法官來說,在適用缺席判決時,可以運用以下對策:

  第一,引入程序正義觀念,大膽適用缺席判決。我國司法實踐以前奉行客觀真實主義,強調在案件事實絕對查清的基礎上作出判決。司法實踐證明客觀真實只是一種理想狀態,現實是法官只能以證據能夠證明的事實作為裁判依據,即采用法律真實主義。依據法律真實的裁判獲得正當性的一個重要依據便是程序正義,只要判決是在正當程序中產生,并充分尊重當事人訴訟權利,讓當事人有機會充分就自己的主張舉證及論辯的基礎上,法官運用自由心證規則對當事人提供的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并嚴格適用法律作出裁判,那么該裁判就被認為是正當合理的。

  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缺席審理過程中證據的審核認定產生一定的影響。首先,根據《證據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法官只對在舉證期限內提交給法庭的證據材料進行審核認定,這就排除了當事人日后提出其他證據來影響判決的可能。其次,除了《證據規定》第十五條和第十六條所規定的情形外法院并不主動依職權調查取證,這就使法院在當事人缺席的情況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對已提交的證據材料的審查判斷上,而不是代當事人去調查取證。最后,依據《證據規定》,法官只對于舉證期限內提交的證據材料進行審核判斷,并以此為基礎作出判決,所以該項判決并不因為當事人于舉證期限外提出其他證據而成為錯案。這就保證法官在證據審核認定的過程中不會畏首畏尾,猶豫不決,有助于發揮法官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在缺席判決中,只要法官嚴格依法進行訴訟程序及證據審核認定,判決就獲得了正當性要求,并不會因為被告缺席而缺少查明事實的手段,進而損害裁判的正當性合理性。法官在被告缺席時,應大膽依法適用缺席判決。

  第二,加強對當事人的舉證指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了人民法院對當事人舉證的告知指導義務:“人民法院應當在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同時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舉證通知書應當載明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與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據案件情況指定的舉證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證據的法律后果”。但此條僅是原則性的規定,司法實踐中每個案件的案情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同的案件需要舉出那些證據才能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及訴訟請求也是千變萬化的。這就需要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按照司法為民的要求,加強對當事人的舉證指導。不但要就一般性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及證明標準及要求進行指導,還需要法官就具體的案件需要那些證據指導當事人舉證。特別是被告極有可能缺席時,更需要如此。我國缺席判決制度并沒采用缺席判決主義,即被告缺席時就依照原告的訴訟請求判決。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法官在缺席審理時同樣需要對原告的提供的證據進行審核認定,并不因為被告缺席就直接認定原告的主張成立,因此,即使在被告缺席時,如果原告提供的證據不充分不足以支持原告的事實主張及訴訟請求,原告同樣要面臨敗訴的命運。囿于我國現在國民的法律素質,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打官司的當事人都是法律專,因此,許多當事人并不十分清楚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及證明標準,此時,如果被告缺席,而原告又因為舉證不充分而敗訴,原告定會覺得有點冤,并且懷疑判決的公正性。

  由于種種原因,現在市場交易中存在許多不規范的交易行為,不規范的交易行為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手續不完備,當發生糾紛時,就體現為當事人無證據或證據不充分。現代民事訟訴法官裁判的基礎是法律事實,即證據能夠證明的事實。當不規范交易行為的受害方起訴到法院時,但因其沒有證據或證據不充分,即使被告缺席,法官想保護其都難以找到合法依據。債務人也往往利用不規范的交易行為逃避債務。此時,法官加強舉證指導,認當事人清楚自己的訴訟請求要想得到支持,必須準備那方面的證據,而沒有證據或證據不充分時將面臨敗訴的命運。同時,加強舉證指導,也有利于促使用當事人完善交易手續,規范交易行為。

  第三,運用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正確審核認定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三款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查核實證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四條規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照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并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根據這個條文的規定,對證據的審核認定應采實質性審查。但該條文僅就對出席審理而言,于缺席審理時是否適用,在實踐中的理解不盡相同。對于這種缺席審理時證據的審核認定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只要對證據進行形式上的審查就可以了,也就是說只要原告提供的證據材料形式真實合法,與案件有關聯,就可直接全部認定原告提交的證據并以該證據為基礎作出判決;另一種觀點認為對證據的審核認定要采取實質審查的方式,即不僅要對證據材料進行形式上的審查,還要對證據證明力的大小強弱進行判斷,綜合各種訴訟材料加以考慮進而作出判決。

  第四,適當靈活把握證明標準即高度蓋然性標準。審判實踐中被告缺席的情況主要有以下:1.知道自己肯定會敗訴,因此不愿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訴訟;2.故意拖延訴訟;司法實務中,這兩種情形是難以區別的。3.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被告并不知道有人對其提起訴訟或者法院傳票的內容不為被告所知曉。4.被告下落不明,按公告方式送達訴狀及開庭傳票后,仍未到庭應訴,導致缺席審理。審判實踐中以此種情形居多。對于第12種情況,只要原告能夠舉出證據,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且形式上能證明原告所主張的事實,那么,該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就極大,可認為其舉證已達到了高度蓋然性標準,法官就可依原告提出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此時,法官實際上可以適當降低對證據的要求,依據法官的自由心證,仍然達到了證明標準:高度蓋然性標準。對于第34種情形,法律推定被告已收到訴訟文書,并且無正當理不出席庭審。但是推定就是推定,可能與實際情況不符,因此法律一般允許對推定的事實如有足夠證據時,就可以推翻該推定。司法實務中,通過公告送達訴訟文書時,被告一般并未收到訴訟文書,只是基于保護原告合法權益及提高訴訟效率,推定被告已收到訴訟文書。此時,就不能降低對原告提出證據的要求,如果那樣,顯然對被告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高度蓋然性標準。因此,筆者認為,在缺席判決時,法官應根據被告缺席的不同情形,適當靈活掌握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

(作者單位: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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