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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責任認定非行政化面臨的問題及其化解

2016-12-09

交通事故責任認定非行政化面臨的問題及其化解

 | 來源:中國法院網 | 作者:唐正旭

隨著各類機動車的日益普遍,交通事故頻發多發,由此引起的刑事追究和民事賠償案件也是一類常見的案件,這類案件無法回避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意見書。以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被當作一種具體行政行為,目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被視為一種非行政化的技術認定,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意見書視為一種普通的技術認定證據。但是,這種交通事故責任認定非行政化引發了實踐中一些問題,值得關注。

一、實踐的問題:從具體個案出發

2016年9月12日劉某無證駕駛摩托車與王某駕駛的摩托車相撞,導致王某重傷。后經交警勘察認為,劉某無證駕駛、在駕駛過程中未注意交通安全、未保持安全車速是導致本次事故發生的原因之一;王某在駕駛過程中未注意交通安全、未保持安全車速是導致本次事故發生的又一原因。綜合全案,劉某在本次事故中負同等責任,王某在本次事故中亦負同等責任。因無法就賠償問題達成協議,王某向當地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法院認定被告劉某在本次事故中承擔主要責任。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根據2015年1月9日湖南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下發的“湘公交管[2015]1號”文件《關于印發<湖南省道路交通事故認定規則>的通知》第七條規定“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如下規則認定責任:(一)未取得駕駛證或酒后及注射、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的和駕駛報拼裝機動車輛的當事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上加一級責任(不重復),但是承擔主要以上責任(含)的除外。各方均具有以上違法行為的,事故責任不變。”因劉某屬于無證駕駛,應當在同等責任的基礎上上加一等責任,承擔本次事故的主要責任。但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條第2款規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二)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也就是說,如果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過程中將責任認定確認為劉某承擔主要責任,那么劉某的行為就已經構成了交通肇事罪。由此,整個訴訟程序可能面臨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審理民事賠償案件的人民法院是否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假如法院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公安機關繼續認為劉某負同等責任,不作刑事案件處理,人民法院又如何處理?假如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過程中直接將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確認為劉某承擔主要責任,當民事判決生效以后,劉某在本次事故的主要責任就具有法律效力,在這種情況下,王某是否可以要求公安機關對劉某涉嫌交通肇事進行立案偵查?假如公安機關決定刑事立案,那么人民法院審理的賠償案件是否違反了先刑后民原則?假如公安機關不予刑事立案,王某能否作為刑事自訴案件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二、實踐的態度:刑民案件各行其道

對于前面所提到的類似案件,司法實踐的通常做法是: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各行其道。具體來說,在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有權對一切證據進行審查判斷,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亦屬于一種訴訟證據,人民法院有權作出決斷,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公安部頒布的部門規章《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第五十二條規定“上一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收到當事人書面復核申請后五日內,應當作出是否受理決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復核申請不予受理,并書面通知當事人。(一)任何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并經法院受理的;(二)人民檢察院對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的”。在刑事追訴程序中,公、檢、法三機關堅持交通肇事罪的偵查取證權在公安機關,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系刑事訴訟證據之一,理所當然由公安機關收集,其他部門收集的證據因為取證程序不合法而不能作為刑事證據在案件中適用;而公安機關收集的證據證明事故雙方對本次交通事故承擔同等責任,那么在只有一人重傷的情形下,就不構成刑事犯罪,所以在刑事訴訟中無法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就算在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依法確認一方承擔交通事故的主要責任病發生法律效力,但是在刑事訴訟中亦不能以民事訴訟確認的交通事故責任進行刑事追訴。

三、實踐的邏輯:司法理念認識錯位

在實踐中,之所以會出現上述問題,歸根到底是由于公、檢、法三機關對于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在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中兩個方面司法理念認識錯位所致。

(一)兩大訴訟證明標準認識的錯位。刑事與民事事實認定的證明標準不同,刑事事實認定要求達到排除合力懷疑的程度,民事事實的認定只要達到高度蓋然性即可。從法理上來講,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屬于技術認定,而不是一般的客觀事實認定,人民法院的民事生效判決確定的事故責任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這種效力應當及于包括刑事追訴在內的所有領域。

(二)兩大訴訟預期目標認識的錯位。在兩大訴訟程序中,法律界對于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的認識差異的根源在于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的分歧。傳統上,我國一直奉行職權主義訴訟,在刑事訴訟中由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追訴,在民事訴訟中由人民法院依職權主動調查取證。時至今日,民事訴訟中基本一改過去的職權主義,推行當事人主義;但是在刑事訴訟中,基于國家追訴思想的影響,刑事追訴的職權主義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正式由于刑事追訴的職權主義思想的影響,對于職權機關之外的證據重視不夠,比如在交通肇事罪刑事追訴中,公安機關注重自己作出的事故責任認定書的效力,而不以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確定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為追訴的依據,盡管人民法院亦也是刑事追訴的機關之一,但是人民法院是審判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沒有收集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的取證權,公安機關在刑事追訴中并不承認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確認的交通事故責任劃分。

四、實踐的跨越: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

從實踐來講,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在刑事程序與民事程序中的不同效力,導致刑事追訴程序啟動不暢,導致放縱了犯罪分子,導致民事賠償的難度加大,不利于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民事裁判采信的技術認定不能作為刑事追訴的證據,導致司法裁判上的矛盾,直接動搖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效力,損害著司法權威。為此,公、檢、法三機關有必要在交通肇事罪追訴過程中全面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機制,以化解司法實踐的困境。

(一)正確對待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就證明標準而言,民事訴訟堅持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而刑事訴訟堅持排除合力懷疑證明標準,民事訴訟中的一些事實認定似乎不能作為刑事訴訟中認定事實的依據。但是,受實事求是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映射,在我國訴訟中凡是涉及刑事與民事交叉的案件事實上在采用相同的證明標準,而不是像美國辛普森案件那樣刑事與民事完全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就算刑事與民事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但是技術性證據與其他證據應當也是不一樣的,對于技術性證據,刑事與民事訴訟中均是標準一致的,只有技術性以外的其他證據才適用不同的認定標準。而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意見書屬于技術性證據,無論作為刑事訴訟的證據還是民事訴訟的證據,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意見書均是相同的認定標準,且均由民法院最終作出認定。

(二)科學認識先刑后民原則問題。先刑后民是一般的訴訟規則,這一規則的確立基于刑事訴訟收集證據的強度更大、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真相作為理論基礎的。當一起案件是否構成刑事犯罪需要相關民事案件對某些問題作出認定的時候,還是需要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機制。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中究竟肇事者承擔主要責任還是次要責任、同等責任,當責任認定不同直接涉及到肇事者是否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時候,基于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非行政化,責任認定的最終確定就不再交警部門,而在人民法院。當受害人對于交警部門作出的責任認定有異議的時候,應當容許受害人通過民事訴訟的形式請求人民法院對道路交通事故責任進行最終認定。

(三)合理配置交通事故追訴程序。當一起交通事故發生以后,無論交警部門如何進行責任認定均會對肇事者進行刑事追究的情形下,不管受害一方是否對責任認定有異議,均遵循先刑后民原則進行追訴,受害一方的異議可以在審查起訴、審判環節向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提出。當一起交通事故發生以后,交警部門責任認定直接導致肇事者不被刑事追究任的情形下,應當容許受害一方先就民事賠償部分提起民事訴訟同時就事故責任認定提請人民法院作出認定。如果依據人民法院作出的責任認定,肇事者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時候,受害一方有權依據人民法院的責任認定請求公安機關刑事立案,如果公安機關拒不立案,受害一方有權申請監察機關進行監督,如果檢察察機關認定公安機關應當刑事立案,有權通知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如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均拒不立案,受害一方應當有權依據刑事訴訟法關于刑事自訴的相關規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

(作者單位: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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